在东京单向街书店银座店的线下活动中，播客节目“东亚观察局”的主持人樊映茹和邵老师与约六七十位在日华人听众进行了交流。
这次活动延续了上一年的形式，上半场围绕节目常规选题展开，下半场转为开放式互动，听众分享个人经历和问题，主持人提供回应和信息。
一位听众分享了自己的观察：她在日本接触的本地年轻人对国际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度较低，甚至表现出反感。
这与她在其他国家遇到的年轻人不同，尤其与中国和韩国年轻人相比，后者对这类议题更积极。
她提到自己在本科阶段学习东亚相关内容时，发现日本大学生对政治话题避而不谈，甚至觉得讨论这些不必要。
她引用节目中提到的例子，如泡沫经济后社会转向稳定发展，导致运动热情减退。她希望未来节目能深入探讨日本年轻人对外界冷感的原因。
邵老师回应称，这种现象在日本已持续多年，不仅限于年轻人，甚至中青年也如此。国内政治如选举投票率通常较低，最高一次也仅在2009年民主党上台时超过60%。
他分析原因：一是60年代学生运动后社会转向经济高速发展，关注点从街头抗议移向日常生活。
二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中国和韩国年轻人的高政治参与度不一定是绝对积极，可能导致狂热或负面结果，如韩国的一些例子。
三是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关联较弱，许多人视之为“幸运”；四是战后日本将外交外包给美国，长期处于和平状态，远离国际纷争，这强化了内向型心态。
他补充，美国普通民众也更关注国内经济而非外部事务。最后，他指出，如果日本高度政治化，在日华人可能面临更多不便，如日常交流中被质疑中国相关话题。
樊映茹补充，在日本街头观察到年轻人更多谈论恋爱、闺蜜话题或个人兴趣，而非宏观叙事，这与中国年轻人早早卷入未来规划形成对比。
她认为日本的“内卷”程度较低，提供放松空间，适合国内卷不动的人短期逃避。她分享与理发师的聊天，对方仅浅谈中日关系，但服务正常。
她还讨论日本娱乐形式如漫才（相声），避免政治内容，转向抽象搞笑，这影响了文化输出，如通过台湾传到中国大陆。与此相比，美国式单口喜剧更注重批判，但日本少见此类节目。
她观察到日本年轻人保持年轻状态，而中国年轻人被社会教育推向沉重话题。
另一位听众分享在居酒屋与日本人聊天经历：清醒时友好，醉后表达对外国人增加的不满。
但他们了解本地议员和选区政策，如支持外国人或消费税议题，却对美国大选或驻日美军一无所知，只关心直接影响生活的事务。
他还提到接触的部分中国年轻人缺乏基本礼仪，难以沟通，尤其在语言学校或打工场所。
主持人回应，这种“知黑”现象常见于初到日本者，常伴随自我嫌弃感，但随时间会修正。建议少饮酒避免深层话题，或强调外国人身份，避免深度融入日本圈子。
邵老师补充，这可能源于国内教育极端，出来后易从一极端倒向另一极端；许多留学生“心墙”随行，获取本地信息仍靠中国媒体。
他对比早期留学生含泪打工改变命运，与如今家庭条件好、目的多元的群体，如接近30岁转学设计。
一位听众介绍自己的播客“南武线放送”，针对IT从业者，内容包括职场经验、创业分享和与日本上司相处技巧。
他们在大厂华人员工群中运营，询问“东亚观察局”制作经验，如是否需脚本或前期准备。
邵老师回应，持续规律更新最难最重要。节目流程依主播关系而定，与樊映茹合作仅定主题，即兴表达，无需脚本。强调化学反应，避免干涩对话。
樊映茹同意，无大纲以保持自由对话，避免表演感。建议测试化学反应，多邀嘉宾，形成常驻阵容。主题不必限于职场，可扩展。
她比较不同播客：如论文式长篇，或强剪辑调整结构。强调人味重的节目不易被AI取代。
一位听众观察疫情后在日华人活动增多，如书店工作经历，但与日本人活动相比，在嘉宾、主办和观众互动上仍有不足。询问对东京华人活动展望，以及中日韩年轻人文化交流期待。
樊映茹回应，她刷到类似吐槽帖，指出活动形式受国内影响，但新一代将带来变化。通过爱好如科幻或历史小说交流，避免政治。
邵老师补充，疫情后国内人士来日增多，活动形式需适应过程。日本有成熟的同好会传统，如歌唱聚会，中国正形成但有断档。乐观于交流增多，生态改善。
一位听众建议主持人反问在日华人群体问题。
邵老师好奇当前留学生选择日本的动机：文化偏好或其他因素。
一位从事留学中介的听众回应：疫情中多因卷不过考研考公，选择日本作为备选，便于留居或回国；疫情后经济因素减少人数，但动机包括逃避国内工作环境或思维孤独。
吐槽点包括华人内部风险和文化差异，如便利店排队规则的轴性。日本职场需明确指示，否则难以推进。
另一位听众观察华人创业从餐饮扩展到设计、玩具、美甲等，询问未来行业变化和机会。
樊映茹回应，随阶层变化，创业多元，形成华人经济圈，如针对华人的演出公司。建议利用日本区位优势，如品牌合作。
邵老师补充，早年打工为主，现收入上升，代购减少；百万华人量级可支撑社区，如上海日侨圈的反例。
一位听众分享疫情后日本职场变化：远程工作增多，品牌通过Instagram运营。询问年轻人职场感受和新兴工作分享。
樊映茹回应，日本推一周四天工作制，与国内单休对比鲜明。疫情后现场主义缓和，服务业结构支持远程。邵老师补充，艺人独立增多，反映社会松动，网络时代影响。
